40年，向南极③|张胜凯：我为南极冰盖最高点量了“身高”

2024年4月16日，“雪龙2”号极地考察破冰船顺利停靠在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，宣告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队圆满完成任务。

2024年是我国极地科考40周年。从被《南极条约》大会“请”出场外喝咖啡，到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在南极，再到在南极冰盖之巅建立考察站……40年来，中国正一步步迈向极地考察强国之列。

从1984年首次中国南极考察开始，武汉大学先后选派近200人次参加中国40次南极科学考察和17次北极科学考察，是国内参加极地考察最早、次数最多、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。

在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之际，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云新闻联合武汉大学策划推出系列报道《40年，向南极》，讲述武汉大学历届极地科考队员们的故事。今天推出第三篇《张胜凯：我为南极冰盖最高点量了“身高”》。

三次深入南极，两次探险北极，学生时代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登上南极冰盖最高点（DOMEA）的壮举。他就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胜凯。近日，长江云新闻记者见到了张胜凯，他说，是一个讲座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

首赴南极 在“生命禁区”埋下中国测绘标志

张胜凯出生于山东的一个教师之家，从小就热爱地理，梦想是成为现代版徐霞客。

他告诉记者，和极地结缘可以追溯到大学一年级。那年，他有幸聆听了“极地测绘之父”鄂栋臣教授关于极地科考的讲座，那种挑战未知、征服自然的勇气和决心，深深感染了他。从此，少年的梦想从祖国的山水延伸到了遥远的南北极。

大学毕业后，张胜凯回山东济南勘测院工作了3年，放不下极地梦的他，又在2001年考回了鄂栋臣教授门下，并于2002年获学校推荐加入中国第19次南极科学考察队，开启了他人生的首次极地科考。

“那时科考真的很艰苦，我们要在零下二、三十度的低温下，背着重重的仪器在冰天雪地里进行勘察和测量，那种冷，深入骨髓。”回想起22年前，张胜凯的脸上总会不自觉露出微笑，笑容里是对那段艰苦岁月的怀念和自豪。

南极科考，到底有多难？又难在哪？鲜为人知。

张胜凯告诉记者两个难关。一个是天上的难关，气温极低、天气恶劣。一个是地上的难关，雪山环绕、冰裂隙纵横，大地寸草不生，一个踏错，就万劫不复。

张胜凯教授第一次参加南极科考

2002年，中国第19次南极科考期间，张胜凯第一次踏足极地，就和队友一起探索了有“生命禁区”之称的格罗夫山区。他们的任务之一，是布设GPS控制点，为卫星遥感影像制图做准备。

“我们要爬上多个山顶，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，迎风而上，脸上生疼。”张胜凯告诉记者，格罗夫山区群山环绕，山顶大风达到七、八级，根本站不稳，只能蹲着甚至趴着工作。而且，山上的石头很硬，即便有冲击钻，半天也只能往下打十几公分。大家轮流打钻，再布设测绘标志，完成后还要继续观测一个多小时，以保证测量精度。“很难熬，在南极的每一天都是与自然的较量，都是对意志的考验。”他说。

张胜凯教授在南极格罗夫山进行GPS观测

在一次次攀登、趴下后，张胜凯和同伴在格罗夫山区的冰盖埋设了8个永久性中国测绘标志，测定了8个GPS大地测量控制点，控制面积达8000平方公里。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在该地区布设控制点最多、控制范围最广的国家。

再赴南极 世界首次登上南极冰盖最高点

在南极内陆，有4个具有极高价值的“必争之点”，分别为“极点”（南纬90°的地方）、“冰点”（南极最冷的地方）、“磁点”（地磁最南端）和“高点”（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DOME A）。彼时，美国、俄罗斯、法国等国相继在“极点”“冰点”和“磁点”建立了科考站，唯有“高点”成为了难以触及的科研空白，那里被称为“人类不可接近之极”。

中国科考队曾在1996年—1998年连续3次尝试冲顶，第3次甚至到达了1100公里，离终点只差100公里，却因后勤支撑条件和极端天气状况的限制而止步。准备6年后，中国尝试第4次冲顶。2004年，第21次南极考察队派出13名队员向DOME A发起冲击，张胜凯就是其中之一。作为队里唯一的测绘遥感人员，张胜凯要做队伍的“眼睛”，他的任务包括测定最高点的精确位置、测绘南极冰盖最高区域地形图等。

“DOME A的气温非常低，平均气温是零下58度，最低气温也记载到了零下80多度，我们的航煤如果低于零下50度就会被冻上，所有的车辆全都会被迫‘罢工’。”张胜凯说，每年只有一月份的中上旬是冲击“高点”的窗口期，只有那半个多月的时间，DOME A的气温在零下40多度，可以冲顶。

暴风雪过后，雪地车无法赶路，除雪后才能动

“而且高原反应会很严重，那里气压只有500多帕，是标准大气压的一半，没有植被，缺氧。”张胜凯分析，南极4000多米的海拔就相当于青藏高原的5、6千米，而且由于环境艰苦和抵抗力下降，冲顶队员们的高原反应会更为严重，“行走和工作都要放慢节奏，否则就有点喘不过来。”张胜凯回忆，从中山站到DOME A有1200多公里，这段路，大家走得非常辛苦。当走到1000多公里，海拔达到4000米高时，队里的一位机械师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，血压也降到了临界值，出现了严重的生命危险，队里最终请求国际支援，将他接走。

一路上，狂风暴雨是家常便饭，电子设备也经常冷到“罢工”，宿营时室内也才零下10度左右，又是寒冷又是缺氧，队员们就挤在一间狭小的舱里，有人还得打地铺，冻醒是常事。“就睡五个小时，每天只吃早晚两顿航空餐，中午饿了就吃点饼干垫一下。想吃新鲜蔬菜、洗澡？那是‘妄想’。”

沿途的冰裂缝

更难的，是沿途上千条深不可测的冰裂缝。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和危险，张胜凯就经历过生死一刻，“宿营时，雪地车停在了几条冰裂缝中，出去勘测时踩空了，一只脚陷了下去，好在缝隙不大，自己反应快，一下子扑在冰面上，手死死撑住，这才化险为夷。”

张胜凯教授在户外精确测量DOME A的高点位置

就这样，经过28天艰难跋涉，队伍终于抵达DOME A附近。在用传统的测量方法，测出最高点的大致范围后，张胜凯开始顶着寒风、背着沉重的探测仪，徒步测量。“每天只睡3个多小时，白天在外面勘测，要走几十公里，人的眉毛、胡子上都会结冰，虽然有面罩，但它会冻到邦邦硬影响视线，为了测量精度，后来干脆就不用了。”张胜凯说，每天晚上回到车上，队友们都会齐刷刷望着他，追问有没有找到最高点。

2005年1月18日3时16分，是张胜凯生命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。那一刻，张胜凯手中的GPS接收机显示南纬80度22分00秒、东经77度21分11秒、海拔4093米，这个点就是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。

冲顶小队成功登顶DOME A（右四为张胜凯教授）

那一刻，大家将中国国旗插上了南极的最高点，一起将属于中国的测绘标志墩永久埋设在DOME A最高点，又用十三只油桶垒了一座塔，寓意身后有十三亿祖国人民的支持。“大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队长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，一句话录了二十几遍，我也录了好几遍。”张胜凯直言，工作强度再高，只要能代表着中国，代表人类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，只要能为国争光，一切都值得。

自此，除机械师由于高原反应严重离队外，全队12名队员成功抵达目的地。张胜凯于世界上首次测定了南极冰盖最高点的位置和高程，也是中国首张南极冰穹A地区一比五万冰面地形图的绘制者。

三赴南极 建设昆仑站 见证中国飞跃

后来，在DOME A，中国第三座南极科学考察站建成，站名“昆仑”。2008年，张胜凯第三次前往南极，参与了昆仑站的建设，也见证了中国极地科研力量的飞跃。

张胜凯教授在昆仑站拍照记录

“车变多了，有8辆雪地车，运载能力更强，住宿条件也改善了不少，吃的东西也变多了，虽然还是上下铺，但空间明显宽敞了许多，不用打地铺了。”这一次，张胜凯明显感受到国家科考装备和技术的巨大进步。更让张胜凯自豪的，是中国极地科考事业迅猛发展。“昆仑站是我国第一个南极内陆考察站，也是世界南极内陆科考站中最高的一个站，它的建成，实现了中国的南极科学考察从南极大陆边缘向内陆的跨越式发展，标志着中国从极地考察大国向强国转变。”

此后十多年，张胜凯没有再前往极地，但一直坚守在极地科研的第一线，用卫星数据做着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。“我的学生去现场也会把一些数据取回来，现在去南极科考，条件就更好了，越来越多的国产化、智能化装备，有车队，还有固定翼飞机，通讯情况也比当年强多了，如今，我们也拥有了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，再也不用依赖美国的GPS定位系统，腰杆子也硬起来了。”在张胜凯等老师们的指导下，武大的学生们一批批前往南极，贡献着武大学子的科研力量。

张胜凯告诉记者，不久后，他就要迎来第三次北极之旅。作为相关课题负责人，他将带领团队前往北极进行航道调查等科研任务。“极地是我的终身事业。”张胜凯说，这将是又一次对极地科考的挑战，也是对中国极地科考实力的又一次检验。

（长江云新闻记者 张益恒 周翔 王宇）